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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自信的底气何在?

中国制度自信的底气何在?

胡如葵

被称为“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世界的关注中虽然已经胜利闭幕,但其激起的冲击波却仍在。十九大精神不仅是中国人关注、思考的焦点,研究中国的各国专业人士也在逐字逐句分析3万余字的十九大报告,希望从中发现未来的成功密码。

放眼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在经历战乱,经历动荡,有的丧失发展后劲;当西方政党还在搞“拳击赛”,政党之间的不和谐、相互拆台成为常态时,中共却在跑“接力赛”,一路稳健前行,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前,走什么样的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对的问题,而且也重新成为西方国家的问题。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望治理方式的迭代创新,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探索和成就,恰当其时地激荡起世界新的思考。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方向,一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制度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或是落后。曾经一个时期,我们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个话题时,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因为那时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发展差距比较大,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能从理论上阐释,还得到实践的充分印证;不仅中国人深切感受到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得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的结论,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就是制度优势。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促使西方一些主流媒体进行反思,认为过去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视为“最大的弱点”,但其实是“最大的优势”之一,进而呼吁了解新的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不要再一味地指责、挑刺,要不带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中国改革之艰难、发展成就之显著,有人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180度的转向“。一种社会制度进步与否,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是否代表和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替代优越性的最好佐证。

毫无疑问,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了解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是坚定中国制度自信的前提。那么,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 与西方制度相比,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能够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实现比以往阶级社会更高的社会和谐。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利益分化和产业大幅调整的困难,社会纷争普遍增多,这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制度在整合与协调社会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制度更胜一筹。例如,千万左右的外来移民问题就可以把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搅得鸡犬不宁。而过去30多年里,中国任何一个一线城市都成功整合了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在产业整合方面也是一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的整合能力,较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而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它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产业竞争。

第二 ,具有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实现组织资源优化整合和一体化配置,从而形成巨大的组织合力和竞争力,齐心协力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因此,也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国家。比如在减贫领域,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并且作出承诺,到2020年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面对中国取得的非凡减贫成就,西方学者经常感到困惑:中国如何能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完成如此艰巨的脱贫任务,如此卓越的减贫能力从何而来?而我们的答案是:能力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和动员能力。哈佛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罗斯•特里尔就曾感叹,中国在短时间内动员巨大的力量投入,携手向贫困发起挑战,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已经过去6年多,至今日本政府都没妥善安排好后续,房子还是没重建,核泄漏还是没停止,政府的不作为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感。重信诺系苍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巨大的优势,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基础。

第三,中国制度具有出类拔萃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这是世界各国不能比的。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我们顺利制定和成功执行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就是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规划,但西方国家没有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

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刚上台时,便提出了雄心万丈的的医改计划,尽管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即签署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但这一法案的推行不但步履维艰,更随时有流产的可能。这是因为,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党派之间的杯葛与扯皮,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美国陷入医改僵局。特朗普上台后,干脆签署命令,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使美国“建立全民医保体系”构想落空。美国高铁建设也是如此。奥巴马一上台就宣布,在25年之内斥资530亿美元建成覆盖美国80%人口的高铁网络,随后,由于地方和中央在利益上的矛盾,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计划建设中的高铁一直没有开工。特朗普上台就公开表示对美国相对落后的高铁建设表达不满,对美国没有高铁感到遗憾。今天,中国的高铁建设取得的成就,其经济、科技、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年苏联超过美国率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另外,美国一连串恶性枪击案之后的禁枪问题至今无解,在美国这样一个几乎人手一枪的国家中,由于利益集团和党派之争、民众分歧等原因,使得枪支管控在美国永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更别提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了。

两相比较,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弗朗西斯•福山,美籍日裔学者,兰德公司顾问)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 选贤任能的制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国必须靠人才”等观念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心理结构。中国当前的“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如源远流长的官员选拔制度、红色传统及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有益做法,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这是对西方仅仅依赖选举制度的一种超越。正是这种科学合理的人才制度,使得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经历、素质、能力明显高于西方。

西方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候选人必须要有巨额的选举资金支持,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但事实上只有那些获得财团支持的候选人才能脱颖而出。因此,这种选举制度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

第四,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和纠错能力。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学习吸收能力,善于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及时进行改革,对时代进步带来的新挑战进行及时回应。因此,它在不断的完善中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从而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另外,中国制度还具有超强纠错的能力和效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而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下才获得的,这期间的惨烈的暴动曾震撼全球。

总之,当代中国的制度自信不是想当然的自以为是,而是建立在近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基础上的,是被长时间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同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相比,中国制度正日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底气所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不仅对中国有深远意义,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重要制度保证,而且更有着“世界价值”。中国制度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治理制度和发展模式,保持了能够及时回应变化和挑战的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为世界作出了制度性贡献。我们坚信,中国的未来发展必将对解决人类问题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出更多的世界性贡献。